军统枭雄康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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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三期生，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04年农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今来凤乡）山坳里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家。以屠猪为业的父亲康历全，依照康氏族谱给他取名代宾。代宾7岁那年，父亲因病丢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亲康何氏常年手工纺织来维持艰辛的生活。
康代宾8岁开始在双龙铺村塾上学。两年后，母亲送他到圣泉寺通贤场小学读书，吃住在大姑母吴康氏家。学校有一位叫罗用之的老师，对康代宾发愤攻读颇为赏识，常常给他鼓励和帮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继续升学。其母为减轻自己的劳动，给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年纪虽不大，但却非常贤惠勤俭，一心一意帮助康母操持家务，让康代宾在外安心读书。
1919年，康代宾15岁，从通贤场小学转到安岳县城县高等小学读书，翌年考入安岳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康代宾学习成绩连年皆名列前茅，同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代宾中学毕业时，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岛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便跃跃欲试，想去投考。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的帮助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下，康代宾远赴广州，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因他对当年曾拼着一死去刺杀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党人汪精卫十分景仰，便在入学后效法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改名兆名，号泽。以后，以号代名，遂以“康泽”之名闻于世。从此，康泽讲话的举止、动作、辞令一概模仿汪精卫。康泽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在各种场合讲话从不带讲稿，而且词句简练，有条不紊，经长期模仿，还真有点汪精卫的风度和派头。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学习勤奋，性格刚强，生活朴实。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区农民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不贪玩乐，甚至节假日也不外出游逛。有个星期日，康泽独自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转头一看，见是校长蒋介石在教官陪同下进了教室。康泽赶忙放下笔起身作立正姿势。蒋介石径直来到他的身边，翻阅了他的笔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不休息?”教官介绍道：“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介石频频点头，叫他坐下。从此，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毕业后，经蒋介石推荐，康泽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谷正钢、谷正鼎为同期同学。他们气味相投，欲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在中山大学就读的有三四百名中国国民党党员，就想拉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于是，大家推举贺衷寒领衔，康泽助之，以留法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因遭到校方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闹腾了一阵子便流产了。
1927年10月，康泽从苏联回国，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29年11月，军中政治部撤销，康泽改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剿匪”宣传大队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和反共军事“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潮在全国兴起。但蒋介石此时并不热心抗日，而是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人，于是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成立，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共产党人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
“剿匪”失败，蒋介石的地位受到威胁，他开始整天冥思苦想，盘算着建立一个新组织，用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他惯以采用骂人诱导的方式，让下属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该年11月初，蒋介石召集康泽、贺衷寒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叫骂了一通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
当这帮学生中终于有人提议要团结起来时，蒋介石顺势表露了一点心迹：“你们怎样能团结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
康泽这个忠实的学生对校长的话心领神会，便站起来说：“据我所知，苏联的‘克格勃’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
蒋介石听后便指示说：“你们慢慢去研究吧。”过后，学生们对校长意思研究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组织，康泽被推举为五个筹备人之一，负责起草纪律条例。
1932年3月，蒋介石又召集这帮学生开会，康泽把起草的纪律条例呈报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是：“（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露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对于新组织的名称，康泽主张叫“复兴社”，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酆悌主张称“救亡社”，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和所提的名称建议都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结果新组织就定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康泽等9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蒋介石指定滕杰为书记，康泽任宣传处处长。
蒋介石非常信任康泽，常说康泽是他的高参，他经常就某个问题征求其得意门生康泽的看法，但对康言的采纳与拒绝，则视情而定。当时，康泽的军校第六期同学杨周熙在军政部交通研究所当队长，他写了《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一书，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让康泽审查此书。康泽通过与杨的接触，认为此人不足取，便向校长汇报杨是想搞投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而是把书名中“法西斯化”四个字改为“复兴运动”，使书名变成《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书中内容照旧，便同意该书出版。蒋介石不但批准杨周熙参加了复兴社，还指派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
康泽作为复兴社的宣传处长，竭尽全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4月初，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一纸条，上写“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然后说“你们就根据这作宣传”。并指令康泽写个宣传提纲。康泽反复揣度校长的心理，并按纸条上写的原则，写了一份有16条内容的宣传提纲。他向蒋介石口述所拟的宣传提纲，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当场拍板定稿。宣传处是复兴社的喉舌，康泽自然十分重视报纸宣传。南京在《建业日报》原为军校调查科陈奠南等人所办，1931年由于债台高垒，陈找到康泽，希望他能接办。
在酝酿成立复兴社时，康泽曾向蒋介石提及此事。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在奉化溪口写了个条子给康泽，叫他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处领取3000元。康泽领到此款后，就接收了《建业日报》，以此为基础，开始筹办《中国日报》。1932年1月1日，《中国日报》创刊，康泽担任报社社长。3月初复兴社成立后，该报即转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复兴社成立时，南京有270多名失业的军校生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经蒋介石批准，设立了“特别研究班”，专门对这批人进行短期训练和考核，然后再委派工作，康泽被任命为研究班主任，负责此项工作的实施，该班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期为3个月，蒋介石对此很重视，每星期都到研究班训话一次，一些社会名流也经常来讲演。该班在康泽的主持下，主要向学员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论，培养学生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效忠蒋介石。该研究班期满后，学员被分配到《中国日报》、南京地区军事学校、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厚生消费合作社等单位工作，成为一批忠蒋反共的骨干分子。
复兴社成立初始，经蒋介石批准，还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即“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发展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由康泽担任该会书记。由于他竭力效忠蒋介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提携，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康泽曾提任第五任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南昌开办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康泽再次出任研究班主任。其学生来源为军校1至7期的失业军官和少数大中专学校的失学青年。康泽在任期间，身穿一套士兵服装，腰扎一根窄皮带，脚蹬一双草鞋，腰间挂一支左轮手枪，经常与学员进行交谈。不久，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改名为军校特别研究班。
此外，赴德国、意大利考察归来的杨周熙上呈蒋介石一个考察报告，建立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支“别动队”。而康泽正奉蒋介石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介石就把考察报告交给他作参考。于是，康泽呈报蒋介石批准，正式采用了“别动队”名称。
复兴社的五人团之一、别动队魁首、蒋介石的高参；他积极反共，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用力卖命，被蒋介石看作青年精英而受重用
1933年10月3日，军委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就任别动队总队长。这是一支反动的特务武装部队，人员全部出自军校特别研究班。总队部设参谋、指导、总务等组，下辖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辖三个中队，中队辖三个区队，区队辖三个分队。各中队的第一区队是便衣队，身着便衣，持特务证，可优先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并可调用指挥当地一个连的兵力。别动成员分队员和预备队员两种，队员是军校毕业生，预备队员为部队保送受训的军士。大队和中队都设有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和对外工作。中队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
康泽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队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部队，它是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力量，以政治为主，作战为辅，其任务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要活动于接近作战地区的蒋军后方，开展所谓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工作，是一支反共反民主的急先锋。康泽经常训导别动队成员，要服从命令，效忠党国，“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卖命。
别动队一成立，就在康泽的率领下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驻扎于江西、福建两省。其具体活动是：（1）推行保甲制度；（2）在民间实施反共政治军事训练；（3）收容训练苏区逃亡地主；（4）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5）维护国民党军队的军风军纪；（6）吹捧推崇蒋介石。
除此之外，康泽的别动队还担负监视非蒋介石系军政人员的任务，所以，人们对别动队都侧目而视，称之为“御林军”、“天子门生”、“监军”、“蒋委员长耳目”、“见官大一级”等等。在个别情况下，别动队也同红军小股部队及游击队打仗。1935年夏，康泽将别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和一个巡辑队，并于大队之上增设支队一级。
蒋介石十分欣赏康泽的才干，将其别动队调往四川，让他兼任行营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等要职，把四川方面的事都交给他负责。
以康泽为代表的蒋派势力伸入四川后，引起了以刘湘为首的当地实力派的极大不安，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康泽到成都后，住在位于黄瓦街的妻兄朱兆南的家里，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三请六宴，高朋满座，不可一世。住在对面的川军李注东旅官兵看不过眼，有天晚上在康泽乘车归来时，李旅发动突然袭击，将他的司机和卫兵抓走，康泽在副官易秋泰的保护下得以脱身。他当晚移住瀛环中学第一中队队部，加强了戒备，但仍感不安全，又连夜迁往邓锡侯手下将领家中居住。这是蒋派中央势力和四川地方势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两派之间不但武斗，而且文攻。与刘湘合作的张澜写了一篇名为《川人治川》的文章，用以抵制蒋派势力的渗透。康泽马上授意尹昌龄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川人治川》的文章，对川派势力加以反击。双方唇枪舌剑，互不服气。
康泽及其别动队在四川各地复兴社组织和保安处各区政训室的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一是构筑碉堡，阻截长征中的红军；二是训练保甲骨干，加强基层政权；三是监军督战；四是收买革命阵营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动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此他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被蒋看作青年精英。
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等要职。并且还负责指挥李香权旅、公秉藩师和张荫梧的河北民军。
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康泽所兼的一些职务不久就易手他人了。关于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的职位，陈诚为了将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将该班并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为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把康泽抛在了一边。关于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训练主任的职位，1936年曾被潘佑强夺去，不久，康泽又从潘手中抢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从1933年7月开办到结束历时13年，它既是培养蒋介石系军事、政工人员的场所，又是训练职业特务、别动队员的摇篮。特训班是康泽效忠蒋介石的一大作为，也是他升官发财的资本，正如蒋介石喜欢别人叫他“校长”一样，康泽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个人势力。关于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因1938年康泽与陈诚的关系恶化，厅长一职被杜心如抢去。就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职位也被别人夺去了。
抗战初期，康泽曾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企望将别动队改为警卫军。他首先把各大队的两个中队改为步兵营，只剩下一个队员中队，然后到上层去活动，由于康泽与陈诚矛盾尖锐，便走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长何应钦的门路。但陈诚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号称“小委员长”。何应钦虽系军界元老，但不想得罪陈诚，对于康泽之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康泽的警卫军长之梦终未实现。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别动队曾派一、五两个大队到上海附近应付，上海撤退时第一大队全部溃散。1938年徐州会战时，别动队派了第四大队的一个中队前往，旋即撤回。抗战时期，别动队的其它大队或从事搜刮民财，或驻在川陕大后方监视异己。
因别动队作用特殊、地位显赫，许多要员都企图染指于它。军统头子戴笠曾图谋控制别动队，向蒋介石保荐其心腹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借口康泽兼职过多，升任黄为代理总队长，一举取康而代之。康泽也不甘示弱，设计把黄珍吾赶走，又重新控制了别动队一个时期，才以其亲信刘伯龙升任总队长。为牵制刘伯龙，康泽又提升亲信马维骥为副总队长兼支队长。1939年别动队被正式改编，大部分编为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余部编入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和军政部补充兵员训练处。新编第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1941年在滇缅边境为日军所败。
康泽卸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后，专任内政部青年训导总团主任，该团设在重庆市郊五云山。康泽此时努力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利用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特务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搜集情报，然后借回军委会述职为名，将情报报给康泽，由康转报国民党军委会。康泽为发展个人势力，还时常保荐其心腹出任要职，如举荐王元辉当四川保安处长，等等，所以，虽然军委会别动队不存在了，但康泽势力却继续发展，康泽的触角已伸向更多的党政军机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过程中十分活跃
1937年5月至9月，康泽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5月的一天，康泽奉命到庐山牯岭去见蒋介石，进入会客室后看到张治中也在座，蒋介石递给康泽两份文件，内容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共产党军队改编的问题。蒋介石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铅笔打了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研究一下。”接着又对康泽说：“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治中一道去和他们谈。”
过了几天，康泽和张治中在南京与陈立夫会面，陈立夫对国共谈判的有关问题谈了他的意见，康泽当时只是恭恭敬敬地听，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知道，陈立夫位高权重，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得罪这位重臣。所以，康泽打定主意，关于谈判原则完全听从陈立夫的。临走时，三个人约定，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之前，先把预备谈的问题商量好一个腹案。
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召见了康泽，吩咐说：“你去准备一批副职人员，从副师长到副连长，还有行政人员，从行政专员到县长、区长，将来派到陕北去。”
蒋介石当时的打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就用这批人员去改造和控制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他还打算在八路军三个师之上不设指挥机关，直接由国民党军委会来管理和指挥。当时，康泽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蒋介石断然回答：“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召见之后，康泽就从特训班和别动队中挑选了三人，拟任陕八路军三个师副师长，挑选刘已达拟任陕北行政专员，还挑选了其他所需人员，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时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国效劳。后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拒绝，这批人最终也未派去。
7月间，蒋介石又召见康泽，商讨向陕北派边区主席一事。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提出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人去当边区主席，我觉得都不适宜。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易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蒋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认为“他们三人都不适宜”。
康泽又向蒋介石进言：“党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样？丁先生平时处人也很好。”蒋介石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于是，康泽便奉蒋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见，丁表示同意。康泽报告，蒋介石当天下午就召见了丁维汾。不久，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陕北边区主席，获得通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中共赶快出兵，便召康泽吩咐说：“快去通知周恩来，叫他们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副职人员、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也都不派了。”康泽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共谈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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