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佬级人物唐纵（第1页）
请退出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外表斯文，态度冷静，在黄埔受训时经常给蒋介石打“小报告”，深得其信任；胆子很小，生怕遭人暗算，军统中有名的阴谋家，被称为“智多星”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于湖南省酃县，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初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常常告诉下属，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纵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介石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介石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介石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介石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有公开的身份，是某军队的参谋，后来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1930年任戴笠部情报处主任秘书，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纵帮助戴笠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
唐纵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笠每遇到有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纵。戴笠死后，毛人凤也同样经常向他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纵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通知下属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介石集团中的成员）谈话时，总叫人配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人反蒋介石分子在某地秘密会，问唐纵怎么办。唐纵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其秘密逮捕来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介石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两人，一面向蒋介石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纵非常满意。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纵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德。当时蒋介石派酆悌、唐纵去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人民的统治办法。唐纵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和几个同事吃饭时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纵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纵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笠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法西斯那一套办法。唐纵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竟有些什么，外人并不清楚。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了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作法。
唐纵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纵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不过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纵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笠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纵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纵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人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
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介石推荐唐纵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纵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将唐纵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纵再度去到蒋介石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4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6个组，唐纵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派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介石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怕这个单位被CC派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介石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唐纵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介石决定提升唐纵为组长，唐纵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纵。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介石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笠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
唐纵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1939年调升组长。戴笠为了要拉拢唐纵，便规定要对唐纵在生活上予以补助。唐纵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但是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纵一笔现款，也是交给唐纵的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笠多抽出时间与美合作，才手令派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时起，唐纵才自己开口向戴笠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纵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纵并没有遵照戴笠的意思去做，而另有打算。有一次，戴笠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笠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介石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就叫一个亲信去找唐纵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纵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介石看。那个亲信当晚去找唐纵，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唐纵听对方说明来意之后，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量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那个亲信回去把他的话告诉了戴笠。戴笠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纵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纵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想把他拉拢，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身边的人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戴笠因此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唐纵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戴笠，唐纵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
唐纵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介石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听不到他说什么机密的问题。
生活清苦，办事拘谨，极力拥护蒋介石，在戴笠死后开始发迹
1943年以后，唐纵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军统局许多处长在他休息时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的回答都很审慎。有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纵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埋头在他办公桌上，他的生活很清苦，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餐便饭，但是他办事拘谨，对每一件送给蒋介石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纵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沈醉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都要把这书列为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的“振兴”中国的“法宝”。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兴趣不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纵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蒋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介石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如说蒋介石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介石对于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介石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唐纵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套神话般的东西来。他从当时跟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同时也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唐纵极力拥护蒋介石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好像中国所以落后和受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纵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纵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介石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他曾多次告诉身边的人，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那些人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一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介石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介石大发脾气。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介石看，曾受到蒋介石的称赞。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
唐纵为讨好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纵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过问。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笠看到唐纵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笠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戴笠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纵也看得很清楚，但他并不很感激。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纵，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介石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一个亲信在他出任参军时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地回答：“差不多。”那个亲信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纵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介石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介石报告，或备充蒋介石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纵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纵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谈。到场的人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沈醉。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人凤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人凤不欢迎唐纵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人凤一样认为唐纵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介民一向不注意小节，而且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介民继任，等于由毛人凤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人凤再三叮嘱，沈醉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纵，并把毛人凤的决定告诉了他，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请退出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