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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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4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介民很怕她，公开承认惧内。
郑介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10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介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取录，而他却没能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介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介民和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介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人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介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介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介石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介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搜集桂系的情报，把李宗仁玩得团团转，得到蒋介石的青睐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介石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介民的是蔡劲军。郑介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介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在表面上算是“统一”了中国，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介民去替桂系工作，郑介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他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谋个职位。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介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介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介石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介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介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做得很少，因为蒋介石怕郑介民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介民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介石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投诚，使蒋介石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介石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介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介民趁机把蒋介石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介石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让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又派郑介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介石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介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介民所兼五十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介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介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介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当时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介石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介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介石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介石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介石报告，一面连夜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想的那么好，他部下中被郑介民、饶毓琛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投向了共产党，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介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宁，这次他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介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介石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介民这次回来，蒋介石把他冷落了一个时期，后来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等书，郑介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介石。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介石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介石对他慢慢重用起来。
说话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和戴笠的关系很微妙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刻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介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介石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介石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介石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介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戴笠兴高采烈，郑介民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笠虽然请郑介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基干。以后郑介民才介绍了一些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介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笠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介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介民知道蒋介石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笠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1933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郑介民为人谨慎但却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说话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这种表现让人认为他很随和。
在这个时期内，郑介民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介石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笠急电把他召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介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郑介民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介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去，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介民表示好感。由手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了郑介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介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派郑介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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