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乾隆帝的黑白手段（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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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两条绳索驾御术

乾隆皇帝是在先朝重臣的拥戴下登上皇位的，他并没有自己的亲信。由于雍正接受前朝兄弟争立的教训，对自己的儿子，管束严格，虽长大成人，封为亲王，仍留住宫中，未分藩建府，所以并无自己的私属。乾隆即位后，除了用人唯旧之外，别无选择。用人唯旧避免了新旧臣僚之间的互相倾轧，也避免了因人事更迭所造成的人心浮动，所以当时政局平稳。然而，当乾隆皇帝俯视那些虽堆满谦恭之色却是相当陌生的面孔时，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的确，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年轻皇帝来说，孤身驾驭那些久经历练的老臣，不能不小心翼翼、煞费苦心。专制统治，人君高高在上，却又深居九重，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政事只能委之臣僚。在没有心腹股肱的情况下，乾隆又如何放心得下呢？正像驭手驾驭马匹需要鞍辔缰绳一样，乾隆皇帝进行专制统治也有两根无形的绳索。其中一条绳索是秘密奏折制度；另一条绳索就是军机处。密折制度最早始于康熙时期，本为当时两种上行文书题本和奏本的补充和附庸。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折人可以直接和皇帝本人秘密联系，不必像题本、奏本一样经通政司转呈内阁，经内阁票拟之后再和皇帝见面。康熙皇帝虽以宽仁闻名天下，但在加强皇权方面，他绝不比别人手软。为了对地方官进行监督，他暗中指定少数亲信大臣随时将所见所闻秘密奏上。又为了保密起见，这种奏章都必须具折人亲自缮写，不得假手他人，更不得泄露他人。密折写好后，由本人或派专人径送御前。这样，奏折的内容，除皇帝之外，便无人知道了。雍正时期，为了加强皇权，进一步控制各级官员，对于密折制度更加重视，不但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奏事内容也更多地转为和统治安危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上来。这样，皇帝随时可以通过各地官员打来的这些秘密报告，了解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全国军事、政治、财政、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而各级官吏却因此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捆住了手脚，只得服服帖帖，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乾隆皇帝对密折制度十分赞赏，他认为只有利用这条绳索，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官僚政治的风风雨雨中，辨别是是非非。与此同时，他还不顾一些臣下对密折制度的批评，更进一步扩大拥有奏折言事官员的范围。对于处理密折，乾隆皇帝也十分认真，从不假手于人，几乎每一份奏折，他都要详细阅览，遇有错讹之处，他必指出令其改正。平时如此，巡幸在外也是一样。不论他走到哪里，密折就送到哪里，批阅奏折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密折成为与题本并行的两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之一。而且，由于当时许多机密政务，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是先用奏折报告皇帝，得到皇帝首肯后，再以题本形式正式向中央政府有关机构报告，以便完成最后的批准手续。乾隆由此实现了大权独揽。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密折制度，加强保密程度。一是坚持满洲官员奏事用满文具折而不得使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上的皇帝批语引入具题本章；三是不准具折人将具奏内容和乾隆皇帝的批语泄露于同僚或者上司；四是为防奏折呈送途中发生泄密，对所有具折言事官员，概行颁发凭匣和钥匙，只有具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这样，由于乾隆皇帝高度重视和制度健全，密折制度在乾隆皇帝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乾隆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这一点酷似他的父皇雍正。他醉心于集权制度，并抓住一切机会去实现它。他看中了另一条绳索军机处，将它作为属于自己的权力机构。军机处是雍正皇帝的杰作，而乾隆皇帝却使它增色、增辉。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原名军机房，原是西北用兵期间为了军事上的保密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机构。地点就在乾清门外（后迁隆宗门）。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机宜事务既不经内阁票拟批答，又不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决定，而是经由军机处直达御前，由雍正皇帝自行处理。封建国家，皇权至高无上，但专制政治在赋予君主绝对权威的同时，还要照顾官僚群体的权力分配。皇帝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不能不受到大臣们的影响，但在军机处，皇帝对国事的裁决，完全出于自己的考虑，雍正皇帝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不受掣肘的快慰。从此军机处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乾隆皇帝即位以后，迫切需要一个既能贯彻自己意旨，又有工作效率的办事机构，军机处正好符合乾隆的要求，而且乾隆皇帝时军机处的编制、规模、选拔军机大臣、权限及工作范围等方面较之雍正时更为自觉，更为主动。首先，在人员编制上，他一改雍正朝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个人的惯例，同时任命六人为军机大臣，分割了军机大臣的职事和权限。其次，他十分注意军机大臣的遴选，主要是不问资历，提拔自己的亲信，同时不准宗室担任，以免大权旁落，而且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人。最后，完善军机处的各项制度，加强保密。对于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处刺探情报的各地督抚，严加处理。经乾隆这一改革和整饬，军机处更加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可乾隆皇帝却始终没有为之专设衙署，从军机大臣到军机章京皆保留原来的官衔和品级，以临时身份入直军机处，其工作范围虽广，但说到底，不过是负责草拟上谕、“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因而，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难怪清代臣民不客气地把军机大臣比作抬轿的轿夫。给官老爷抬轿的四名轿夫，各有四个字形容：前面一个昂首挺胸，叫做“扬眉吐气”；第二个正在官老爷面前，叫做“不敢放屁”，因为一放屁官老爷首当其冲，吃罪不起；第三个是在轿后，视线被轿子挡住，因而是“不辨东西”；最后一个亦步亦趋，叫做“毫无主意”。军机大臣的情形就跟这几名轿夫一样，首席军机大臣“扬眉吐气”，奏对时照例由他一个发言；居后的便“不敢放屁”；新入军机处的不摸底细，所以“不辨东西”；位居最后的，称作“打帘子军机”，当然是“毫无主意”了。即使是贵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不能扬眉吐气，鄂尔泰、张廷玉、傅恒、阿桂等都曾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大学士和ND078也曾极得乾隆皇帝宠信，但他们都没有控制朝政大权，他们的主要作用还是根据皇帝的旨意做些票拟承旨的工作。军机处使专制皇权空前地强化了，它不但把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形同虚设。在利用军机处这条绳索加强皇权、乾纲独断上，乾隆皇帝算得上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乾隆皇帝正是利用这两根无形的绳索（密折制度和军机处），把全部的权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这是清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2）乾隆不偏不倚牵制术

新皇帝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的那一瞬间，就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漩涡之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谎言、摇头摆尾的献媚取巧、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昏眼花。乾隆上台后，一时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夹袋中人物，孤身陷在盘根错节的党派关系中，操纵驾驭煞费心机。当时朝廷上已形成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鄂尔泰、张廷玉皆为前朝重臣，又均有拥戴之功，两人分门立户，相互攻讦，不仅影响到朝政的统一、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也为乾隆尽快熟悉和操纵官僚机器，造成了无形的障碍。乾隆一时不得不周旋于两党之间，既要消除党争之害，打击鄂、张二人的势力，又要在自己还没有培植起亲信股肱之前，依靠二党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就是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驾驭术。鄂尔泰，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康熙时举人，雍正时任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弟弟鄂尔奇为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长子鄂容安，曾在军机处任行走，后为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参赞大臣；次子鄂实亦为参赞大臣；三子鄂弼，任山西巡抚、西安将军；四子鄂宁亦历任巡抚；五子鄂忻为庄亲王允禄之婿；鄂尔泰之女嫁宁群王弘蛟：侄子鄂昌任湖北、甘肃巡抚。真是一个满门贵胄的家族。鄂尔泰见识远大，知人善任，颇有古大臣之风。他首倡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为巩固统一，卓有贡献。雍正对他极为宠信，认为他的能力实属大材。而鄂尔泰每每称雍正为慈父，雍正亦屡称鄂尔泰“胜朕顽劣之子”，他们君臣相得，非同寻常。雍正对此并不隐讳，他在给鄂尔泰的朱批中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然而鄂尔泰虽生性豁达，奖掖后人，却是骄倨有余。久而久之，就在周围聚集起一帮趋炎附势之人。到乾隆即位后，鄂尔泰已在朝廷内外结成了以他为首的党派。依附者，不仅有微末之官员，而且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尹继善、仲永檀等皆投入其门下。与鄂尔泰同受雍正皇帝器重的是汉大臣张廷玉。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中进士，至雍正朝累迁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玉出生于书香世宦之家、一门朱紫，其父张英以文学之才获宠于康熙皇帝，官至大学士，死后赐谥“文端”，寓以人品、学问端方之意。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他的长兄张廷瓒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张廷璐官拜礼部侍郎。张廷玉的三个儿子也都登官仕进，长子张若霭、次子张若澄，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堪称满门贵盛，天下荣之。张廷玉长期为雍正皇帝起草谕旨文书，长于文学之才，且又勤劳谨慎，善于贯彻皇帝的意思，被雍正视为股肱心腹。一次张廷玉偶患小恙，雍正皇帝命御医前往诊视，又遣内侍询问寝食，关怀备至。随后他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众人不解，惊问其故。雍正笑着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又是什么呢？”皇帝的宠信和倚重，使张廷玉置于权势显赫的地位，在他的身边自然也团结起了一帮势力。到乾隆即位时，张廷玉作为三朝元老，一时大臣皆为后进，或由知遇之恩，或因提携之情，投到张廷玉门下的不知多少。总之，乾隆即位后，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都各自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朋党集团，双方各立门户、广植党羽，争权夺利、势同水火。正如乾隆所说的那样：“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鄂尔泰与张廷玉“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但为争权夺势，却无时不在暗中较量。张廷玉向来以谦冲自居，但对鄂尔泰却是寸步不让，鄂尔泰偶有过失，张廷玉必冷嘲热讽，使其不得自容。且看下面两人之间的一次玩笑对话：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放在何处？”张廷玉冷笑几声，回答道：“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张廷玉明明是在警告鄂尔泰要老老实实为官，否则乌纱帽就戴不长了。鄂尔泰虽然十分恼火，却又找不出发作的理由，只好自家生闷气了。其实，张廷玉虽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尔泰高出一筹，常常以口角获胜，但由于清廷的大权操纵在满族上层的手中，乾隆个人袒护满族官员的倾向较为明显，所以上层权力圈内，满员占多数，汉员占少数，即使满汉同官，权力也往往掌握在满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鄂张两党的力量对比，不可能绝对平衡，而总是鄂党占上风，张党占下风。两党之间第一次大的冲突，就发生在雍乾交替之际。雍正逝世前夕，因贵州台拱、古州一带的苗民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雍正怒形于色，颇有怪罪鄂尔泰措置不善之意。因为鄂尔泰曾在雍正面前夸下海口，声称西南改土归流后，可保百年无事。然而，不过几年功夫，苗民复反，苗事再起。鄂尔泰虽感意外，但自觉心亏气短，便上疏请罪，要求罢免官职，削去伯爵，甘愿回家养病。雍正皇帝当时正在气头上，再加上朝中反对鄂尔泰的呼声很高，便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解去他大学士之职，削去伯爵。鄂党一时失势，而张党的势力却在上升。雍正皇帝派往苗疆平叛的大臣是刑部尚书张照，他正是张廷玉的得力党羽。张照挟门户之见，一心想给鄂尔泰以致命的一击，所以一至贵州，便开始搜集鄂尔泰的种种罪状，向雍正告发，欲全盘推翻“改土归流”的政策。由于张照一门心思都用在整治鄂尔泰身上了，在军事上却是一筹莫展。他这个苗疆大臣用兵不得要领，而且政策上也有失误之处。他出于对苗民屡抚屡反、反复无常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论降拒，一律剿杀。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把苗民逼上了绝路，反抗益坚，甚至手刃妻女从军抗清。“苗患”在进一步蔓延，几成无可收拾的局面。

但雍正的死，改变了一切。

乾隆继位后，完全赞成“改土归流”的政策，对张照极为不满，斥责他持门户之见存心报复的行径，并将张照逮京下狱。封建专制政治下，生杀荣辱系于皇帝一身，人臣的命运，往往改变于瞬间，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怒哀乐。雍正皇帝在临终时宽容了鄂尔泰在苗疆的失误，仍让他以大学上承受顾命，辅佐新君。而乾隆皇帝又以鲜明的态度，为鄂尔泰翻了案，在逮治张照的同时，将鄂尔泰的得力心腹张广泗派往苗疆。鄂党占了上风，以为机会已到，欲穷追猛打，置张照于死地，以达到穷治张党的目的。乾隆尽管肯定了鄂尔泰执行的政策，但岂能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制造大狱、形成一党压倒优势的局面。他置身于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平衡，这正是专制君王的统治之术。正是在这种不使一党得势，亦不使另一党失势的指导思想下，乾隆皇帝赦宥了张照，命其在武英殿修书行走，后又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五年后官复原职，仍居刑部尚书之位。乾隆当时尚无自己的班子，只能沿用鄂张二党中的人才，他小心翼翼地操纵着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使它不致因为自己是个新手而出现什么故障。一个政治体制下存在两个以上势力集团，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政治现象。最高统治者应该凭借自己的权力，控制对立的双方，不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要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存，共同效忠于自己，这就是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统治之术。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必将引发严重的冲突。乾隆六年，号称敢言的鄂党御史仲永檀参劾张廷玉泄密，乾隆起初并不相信，因为张素以缜密见称。仲永檀便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尚书史贻直的密奏曾被宣扬于外。吴士功为张廷玉的门生，而史贻直则与鄂尔泰交好，乾隆清楚地记得，吴士功上年确有密奏，而且确实被宣扬于外，泄密的责任必在张、吴二人。此事如果追究下去，将成大狱，张党必然会遭到惨重打击。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压下，对吴士功泄密姑且不究，张廷玉也没有因相互串通、泄露机密而受到惩处。仲永檀攻讦张党泄密，其实鄂党泄密尤甚。乾隆早就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仅仅过了一年，仲永檀和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之事即行败露。他们相互交通，在参奏别人之前，先行商谋，参奏之后，又相互照会。仲永檀无非是要巴结讨好鄂尔泰，才与鄂容安结为至交。这种无视法网、朝纲的明知故犯行为，令乾隆气得发指，他指责鄂尔泰既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不能“训子以谨饬”，是营私党庇之过。见乾隆大怒，张党乘机落井下石，要求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此事如果追究下去，鄂尔泰必将身败名裂，鄂党也会随之崩解，形成张党得势的局面。这并不是乾隆皇帝所希望的结果，他必须竭力维持两党的均势，以收牵制之效。于是乾隆同样从宽发落，除仲永檀下狱、在狱中病死外，鄂容安仅令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议处，以示薄惩。乾隆皇帝在操纵驾驭官僚政治这架庞大的机器时，犹如驾驭一艘巨轮航行在大风大浪的海上，他尤其需要保持船身的平衡，只有这样不偏不倚，才能闯过激流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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